云德：新时期文艺思潮浅论

人们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然而，这里讲的“一个时代的文艺”，不是某种抽象的大一统模板，而是一个指涉时代风格的概念，是特定时代文艺整体风貌与无限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在无限多样的差异化统一中，受历史进程、时代氛围、政治观念、哲学思想和创作团队审美意识的直接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会出现许多形态迥异的文艺思潮，共同构筑起特定时代文化艺术格调鲜明的整体性症候。解析一个时代文艺思潮的兴衰起落，可以成为窥探某个时期文艺成败得失的重要窗口，成为了解与把握文艺发展状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就此意义上说来，这也是我们梳理与研究中国新时期文艺思潮变迁的目的所在。

一、何谓文艺思潮

新时期以来，目之所及，从不同角度、不同类型来研究文学思潮和流派的文章与著作很多，如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刘增杰主编的《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宋耀良的《十年文学主潮》，朱寨、张炯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程代熙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陆贵山主编的《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等，这些著作功力深厚，论证有力，虽然观点差异甚大，但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也有相当多的文艺思潮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或抛开具体创作本身，简单地把文艺思潮与某些哲学思潮、政治思潮等同起来；或人云亦云，把国外文艺思潮生搬硬套地嫁接到中国文艺研究中来；或泛泛地将文艺思潮与一般的文艺观点、文艺流派、文艺风格、创作方法、文艺理论批评论争相混淆，造成对文艺思潮理解的多元与混乱。因而，有必要对文艺思潮所涉对象、范畴及内涵稍作界定。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及“时代思潮”时认为：“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在这里，“思潮”只是作为形容词使用，而非严谨的科学定义。任何“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的时代思潮都有一个起始盛衰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昂进”；而“价值”系思潮的内在属性，“思”而能成潮者，其充要条件必须具有符合“时代之要求”的“价值”。

有学者将文学思潮的概念定位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逻辑抽象的类型论。把属于历史性范畴的思潮完全等同于逻辑学上的类别概念，在文学思潮内涵界定上往往趋于两个极端: 一是抽象狭义化，如厨川白村认为整个文学史贯穿的只是“灵”与“肉”两种思潮的兴衰交替或交融；二是滥用泛化，不少人坚持从古到今只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股文学思潮，甚至把文学史界定为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与反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斗争的历史。第二类是历史归纳的分期论。既把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视为文学流派、文学风格、文学运动或创作方法，又可归属于文学思潮。它们之间有联系，有时甚至重合交叠，但又不尽等同。代表人物是韦勒克和波斯彼洛夫。第三类是历史和逻辑兼顾的特殊类型论。如竹内敏雄把文学思潮作为文艺领域的精神潮流，是一种“超个人的”精神存在形式。[2]三种类型定性决定了在讨论“文学思潮”时，至少有三种选择: 一是以某些共同类型属性为依据来划分，在文学史上公认的具体文学思潮，如“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二是以哲学、心理学标准，把它们分为理性主义文学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潮；或按社会政治尺度，把它们分别归类于资产阶级文学思潮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进步、革命文学思潮和反动、保守文学思潮等等；三是形而上的文学思潮，即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考察，经过分析归纳将其普遍性抽象出来，建立一个逻辑模型，形成理论体系，为文学思潮研究提供理论见解和方法的指导。

无论“思潮”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还是采用其他三种不同类型的概括，文艺思潮都应该是一种流动、历史性概念，是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文艺运动演革的产物，是受某些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影响而引发的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艺现象。

美国学者韦勒克就把文艺思潮定位于历史范畴，强调文艺思潮是一种历史的自然存在，既不能硬性地给定一个人为的定义，又有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它源自某一历史时期特定的艺术创作、理论、批评以及阅读鉴赏背后起支配性作用的文艺观念，是“一种‘包含某种规则的观念’的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和它之前和之后的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相比，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3]一方面，这种支配性的共同观念促使创作、理论、批评和读者阅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文艺之“潮”；另一方面，这些创作、理论、批评本身作为文艺观念的部分参与并推动了文艺思潮的发展。前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明确地将文学思潮视为文学发展的“阶段”。他认为，在古典主义之前，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中都没有形成过文学思潮。只有到了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才算是第一个文学思潮，原因是它强调了创作群体的理论自觉。因此，“文学思潮是在某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作家集团在某种创作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以它的原则为创作自己作品的指导方针时产生的。……是创作的艺术和思想的共性把作家联合在一起，并促使他们意识到和宣告了相应的纲领原则”。[4]概括他们对文艺思潮的分析与论述，其共有的特征有三: 一是文学思潮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有创作共性或共同追求的作家们的自觉联合，并通过各自的创作而共同体现出来；二是思潮的形成必有共同遵循的创作原则或纲领；三是思潮具有巨大的创作组织性和促进作品完整性的功能。

尽管学界对思潮的认识和把握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构成具体文艺思潮必须具有的某种质的规定性。我们可以把这种质的规定性理解为，文艺思潮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共同作用下，在文艺领域反映出来的某种创作倾向和潮流。这种潮流，既可整合也可细分，既可以是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也可以是涓涓细流汇聚而成的潺潺小溪。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潮”，它理应是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的，由理论、创作、批评以及读者审美鉴赏共同促成的某种文化潮流，在文艺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广泛反响且留下过诸多创作实绩。它是特定社会环境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且这种合力源自于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处在历史大变革的年代里，文艺思潮往往与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碰撞、交织互动、此消彼涨，构成时代变革协奏曲中独特而优雅的文化和声。

由于文艺思潮的主客观因素十分复杂，时间与空间伸展性长短不一，既有性质之分、又有阶段之别，既有历史的衍生、又有逻辑的推导，更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既可以是跨越时代的文艺思潮，比如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之类的世界范围的文艺思潮，也可以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变化的阶段性的文艺思潮，比如像伤痕文艺思潮、反思文艺思潮之类，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可以存在不同的观察视角。

综合各种文艺思潮研究的范畴与定性，我们似乎可以把文艺思潮定义为：一种流动的、历史性概念，是特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文艺创作生产和文艺运动演革的产物，是受历史环境和社会思潮影响引发的、由某些创作生产与评论团队集体创造的、有影响、有意义、有价值的文艺现象。

为此，对中国新时期文艺思潮的研究应当把握以下四个基点：一、限定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与社会的经济变革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适应而产生的、在一定时间段有相当规模、且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文艺现象。二、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基础之上，有一批持相同或相近美学倾向、文艺观点的文学艺术家和批评家，所共同推动的独具特色的文艺潮流。三、在具有群体性倾向的前提下形成，且有一批文艺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相近的作品和现象来体现和支撑。四、所有具体的文艺思潮均不用假定的、人为的、逻辑抽象的类型学概念，即便是经过他者的分析、鉴别或逻辑推导而成，也是客观的、历史的、自然存在的文艺现象和潮流的概括与总结，必须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且发生过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不拘泥于有关思潮的各种概念的孰是孰非，以开放的视野容纳各种客观存在的业已形成潮流的文艺现象；二是便于为发展迅猛、复杂多变的新时期文艺研究，寻找一个以倾向和潮流为窗口的观察视角，这样可以减少许多具体的个案分析过程，领悟提纲挈领、一叶知秋之妙。

二、新时期文艺思潮的规律性线索

以粉碎“四人帮”、推行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文艺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文学艺术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让长期处于寒冬状态的文学艺术进入了春天，十年的禁锢与压抑积聚起惊人的能量，改革开放给这些能量集中爆发提供了契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整装上阵、同时发力，巨大的能量“瞬间”释放，激情的熔岩像火山般喷发出来。思想的解放，禁区的突破，各种思潮不断涌现，极大推动了创作的繁荣，文艺似乎在刹那间成了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它带来的意外惊喜、引发的强烈震撼令人始料未及。以文学为突破口，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艺术门类迅速跟进，文艺成为当年思想解放的排头兵，其强烈的轰动效应，让文艺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各种外来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外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在颇具争议的过程中，三十多年的区间内，海外最活跃的那些文艺思潮几乎在国内演绎了一遍。特别是再加上历史变革时期相伴而来的各种思想观念的嬗变与交锋，创作活跃，观念纷争，带着特有的时代气息且中西交融的各种文艺思潮此起彼伏，构成中国当代文艺的缤纷多彩的独特景观。尽管进程中的确存在浮光掠影、泥沙俱下的问题，存在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但是，中国新时期文艺无论就其发展速度还是质量，无论就其面上的斑斓还是深层的力度，在整个文艺发展史上也是独步一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深入研究这段斑驳陆离、变幻多彩的文艺思潮的衍变历程，对于进一步解读文艺与社会变革、文艺发展与思想解放、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因为思潮研究似乎更易于在相对短小的篇幅里，宏观而全面地展示和把握新时期文艺卓尔不群的艺术成就。为了力避同代人治史可能的偏见，宜须采取包容开放的心态，梳理各种文艺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客观评介各种以思潮为统领的文艺观点、文艺现象、文艺流派、文艺论争等的流变与演革，据实陈述，审慎评价，不妄定论，以便为文艺思潮的兴衰涨消和文艺的未来发展预留更多的讨论空间。

即便是新时期文艺思潮复杂多样，但认真披捡其演化进程，仍不难发现其中确有不少规律性的线索清晰可辨。首先，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观念的更新，大多文艺思潮的起落均有强大的社会思潮相支撑，都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连。面对着新时期这样一场巨大的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经济思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意识纷至沓来，革新与守成、方生与已死的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激情与困窘、兴奋与担忧、鼓舞与焦虑交织在一起，每个人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文艺作为社会生活的晴雨表，作为这个时代最鲜活的审美表情，不可能在历史巨变面前无动于衷，各种文艺思潮自然也就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地更迭，形成了与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遥相呼应的汪洋恣肆的文艺浪潮。

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街头诗于无声处听惊雷,吹响了冲破文化大革命精神牢笼的第一声号角，感应着时代前进的脉动，传递出民主意识苏醒的先声。以卢新华同名小说《伤痕》开启的伤痕文学思潮，直接把控诉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带给广大群众最为普遍的心理伤痛，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带动文艺（特别是戏剧、电影、绘画、音乐等）在这个时期走到了思想解放的最前列。而接下来的“反思”文艺思潮的深刻意义在于，文艺已经超越了急不可待的现实批判而进入了深层次的历史反思，创作在关注社会现实严峻性的同时，开始关注所处历史和时代的复杂性，表明社会审美意识中对伤痕控诉的注意力已经开始转移，延伸到更为深入自觉的历史性思考。

与反思文艺思潮齐头并进，改革文艺思潮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坛。《乔厂长上任记》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然而，面对理想化的意愿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加上外来文化的激烈冲击尤其是现代派文艺思潮带给大众审美的巨大惊喜与落差，如何适应社会与受众双重检验，促使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再次沉静下来，寻根文艺思潮应运而生。尽管其中某些作品存有过分偏执于古老传统，在原始拙朴的生活中发思古幽情的毛病，但它把现实和历史联结起来，着力探索中华民族的心理源流和历史意向，佐证了一代文艺工作者审美意识中深层的文化因素的苏醒。当然，寻根也为新历史主义的兴盛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铺垫。在经过一系列共时的与历时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民族的与外来的交互探索之后，新写实主义和新体验主义文艺思潮的出现，让文艺重新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大众化平民化的追求，其关注现实人生的态度与传统文化中求真的热忱、批判的勇气和悲悯的情怀一脉相承。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大批反映经济变革以及商品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变化的作品问世。像《鲁班的子孙》《抉择》《大厂》《分享艰难》等，都毫不掩饰地尖锐而又真实地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境况，展现出经济困境中人们潜能的发掘以及与命运抗争的奋发与突围。在强大的艺术张力下，民众对物质利益、精神追求和道德评判的纠结始终相伴，他们重构人生价值的困惑与执著得到充分呈现，真切地表达出对普通劳动大众最为直接的人道关怀。另外，适应新时期生活的快节奏和人们休闲娱乐的需求，通俗文艺大潮迅猛登陆，武侠小说、戏剧小品、悬疑影视剧等脱颖而出，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曲折的情节、惊险传奇的故事、中西合璧的表现形式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当然，世俗化的审美消费主义大潮中的地摊文艺、网络文学，都存在巨量的文化垃圾，也受到业界的严厉诟病。与此同时，似乎为弥补现代派、新历史主义和通俗文艺对现实生活隔膜的缺憾，报告文学、纪实影视专题和新写实主义思潮等都采用了更加快捷直截追踪生活的方式，艺术地展现了鲜活的当下社会的多彩截图，成为广大群众艺术地了解现实生活的审美窗口。无论是对社会的褒贬与反思，还是对文化的臧否和继承，抑或是对人性的赞美或拷问，新时期文艺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脉络，其起点和归宿都是基于对时代进程的沉思和探索，充盈着社会变革、强国富民的现实主义精神。

可以说，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兴衰几乎与整个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步展开，凌厉中彰显朝气，宏阔中蕴藏活力，尽管其间或许也少了点韧劲和耐性，但却有效地建立起与当下生活世界的良好“信任关系”，每一个思潮的起落都能找到现实的支点，饱含着变革时代的精神底色，承载着鲜活的历史记忆。毫不夸张地说，各种文艺思潮的发展与更迭堪称当下社会进程的一个缩影。

其次，始终围绕以人为中心的创作思路，人的主体意识在新时期文艺思潮的起落中日益突显出来。如果说对“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政的批判，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苏醒与恢复的话，那么，新时期文艺界正本清源的结果，就是彻底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的观念，在承继“五四”反封建主题的同时, 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与民族命运，对传统伦理文化否定“个体”与“个性”的负面因素予以清算，重新审视并接受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潮中的合理成分，完成了对欧洲文艺复兴“人本主义”和“五四”新文化思想传统的成功链接。它不仅在人性的层面恢复了文艺的“人学”传统，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权利给予了直接的肯定, 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使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潮成为支撑文艺发展的重要思想支柱，使作家艺术家从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感悟、呼应转而变为更深层次的彰显时代精神的人性探索，进而逐渐获得相对个人化的艺术体验方式、观照角度和文体风格。

“人”作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中心环节，也是创作和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新时期一开始，文艺就从造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与造鬼（牛鬼蛇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谢惠敏（《班主任》）、王晓华（《伤痕》）被扭曲了的心灵和情感，因失手倒放了领袖镜头而长期蒙受政治冤屈的女放映员（《记忆》），一代知青痛苦的下乡回城经历（《生活之路》）等,都在展示人物曲折命运时，刻画了人性在特殊岁月里经受的磨难和痛苦。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开始了对国民性严肃的自审与自省，开始探究人性和历史深层的东西，摒弃掉善恶好坏二元对立的线性思维，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得到重视，人的意识进一步觉醒。像小说《人，啊人》《芙蓉镇》《三生石》《平凡的世界》《人到中年》《杂色》，电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话剧《丹心谱》《绝对信号》《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油画《守粪农民》《父亲》等都较好地把握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所处的特殊社会关系，触及到人性的内在底蕴，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受各种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文艺一改以阶级意识划分人物的僵化模式，注重从具体的生活情境出发刻画具有复杂心理的个性化人物，以“辩证”的思维全面审视人性的各个侧面，将人还原为社会的、具体的、个性化、立体化的复杂的人，凡是与人的本性、人的情感、人的自由、人的幸福、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相关联的生活，都成为新时期文艺审美观照的内容。各式各样的“大写的人”、“全颜色的人”开始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这里既有对践踏人性、扭曲灵魂、恃强凌弱、损人利己等不道德行为的鞭挞和拷问，也有对美好人性、人情和人道的热情歌唱和赞颂，更有对人的神圣价值和尊严的呐喊与呼唤。

以人为中心的文艺思潮最可贵的精神支撑，就是对人性、对生命本体的重视和个体生命体验的尊重。特别是面对物欲横流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冲击，文艺愈益大胆揭示食色性的人生命题，为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写真。不管各种文艺思潮的创作观念与关注点有多大差距，他们对民族命运和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关心却相当一致，差别只是表达方式。无论是新潮还是传统，无论是写实还是抒情，无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各种文艺思潮普遍注重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注重对人的情绪、感觉和内心世界的深层揭示，刻意反映并表现当代人的追求与梦想，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迷惘、失落、痛苦甚至是绝望的情绪，描绘人们在社会变革中传统价值观的两难处境，表达他们在精神危机中对自由理想的渴望，并积极寻找生存的价值和意义。

此其时，人性不再是文艺思潮推进的羁绊和禁区，反而成为文艺争相掘进的宝贵矿藏。以《爱情的位置》为开端，情爱描写成为新时期展示人性的重要途径。许多文艺作品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涉及到爱情与社会生活、与伦理道德观念、与当事人的生活变迁的关系，涉及到爱情与情感、与事业、与家庭、与婚姻等方面的关系，揭橥了由于物质的贫困、思想的愚昧而形成的对合乎人类本性爱情的压抑与戕害，批判了封建意识和陈旧道德观念对爱情的禁锢与摧残，开掘了普通劳动群众朴实无华的美好人性与爱情，表现了爱情执著与专一的甜美和幸福，揭示了爱的龃龉与变异的艰涩及痛苦，思考了如何将美好的爱情还给自由恋爱的男男女女，如何实现把婚姻建立在真正爱情的基础之上，从而通过两性关系的实际状况来探究人生人性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受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抽象人性论等思潮影响而形成的文艺创作的涉“性”潮流中，“性”成了争议不休的热点。一些人宣扬抽象的脱离社会实际的人性，把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视为人性的标尺，某些作品不是通过情爱表现两性之间的情感撞击、灵魂交流和思想纠葛，而是着意描绘生理的快感和动物性本能，甚至渲染畸变的性爱，这就让人性的探索走向了反面。今天，在众口一词否定涉性思潮中性本能宣泄的负面作用的时候，仍然必须充分肯定新时期文艺对人的心理感受、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包括潜意识的深层开掘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因为它达到的人性深度是过去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新时期文艺的“人学”思潮，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之下，以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历史与现实、超越他者与自身的方式，既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的“以人为本”的人文革命，又衔接了五四“人学”主题所倡导的“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文化重新审视人的本质、重估人的价值、寻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潮流同步，在不断超越、不断自新中建构起一条沟通历史、链接世界、通向未来的文化路径。

再次，以文艺创作的本体化回归为发端，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兴衰始终与文艺探索的步履相伴而行。拨乱反正伊始，文艺大胆冲破思想禁区，梳理创作观念，澄清理论是非，在努力挣脱依附角色、自在意识逐渐觉醒的同时，尝试以一个独立的文化自足体承担起久违了的审美功能。在认真梳理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技巧等关系的同时，坚定走出单纯社会本体的思维定式，对文艺本体进行多侧面的深入探索。特别在创作主体与客观对象的关系处理上，大胆地超越直线对位的线性思维，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创作的动机与效果、特殊表现形式的制约作用、文艺价值的实现、文艺审美接受的多种可能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见解，开始了对文艺深层而又内在的规律性把握。伤痕文学自不必说，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实验戏剧、新潮电影、抽象画派、无标题音乐等，都把文艺的表现、感应和幻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似曾相识的普通化共性成为作家艺术家有意回避的东西，创作个性越来越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文艺的主体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得以高扬。

与对外开放相呼应，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成果一直是新时期文艺发展的一条重要渠道。以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的讨论为开端，曾经引发了一场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有关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的广泛论争，这场论争促进了艺术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艺术思维方式上冲破了机械反映论的束缚，从客观外在的描写向主观性倾斜，使主观的迷惘感、荒诞感、神秘感得以强化，文艺创作从此不再仅仅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摹写和再现，而是把人物的主观意识流动、内心的情感体验、遽变的心理感受，以至于幽深隐秘的潜意识世界，都纳入了艺术的表现范围。特别是潜意识、非理性的运用，对悟性、直觉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倚重，对气韵、情趣、意境的追求，都让新时期文艺从对社会政治批判、社会历史的反思以及对社会生活镜子式反映的成规中解放出来，从而激发了文艺的想象力，改变了创作中主题与理性主宰一切的局面，展示出人的理性在现实处境中的无能为力，极大地丰富了文艺的表现力，为新时期文艺从单纯走向复杂，重新摸索和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艺术视野的拓展和审美意识的更新，比如像《减去十岁》《全是真事》《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黑炮事件》《尘埃落定》《檀香刑》《水乳大地》《受活》等形式上较为荒诞怪异的作品，如果不是文艺观念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文艺界还是文艺受众恐怕都是很难接受的。

戏剧方面，实验戏剧、小剧场戏剧突破传统戏剧创作思维，一改现实主义戏剧一统舞台的格局，大胆进行新形式探索，超越第四堵墙的束缚，追求全新的自由多样的舞台样式与情感表达样式，比如《绝对信号》《桑树坪纪事》《WM我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戏剧内容的拓展和形式的创新。电影方面，第四代电影人整体辉煌的亮相和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崛起，完整地诠释了中国电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西部电影的开发、主旋律电影的进步、娱乐电影的兴起、贺岁片的崭露头角，特别是探索电影的出现和“大片”时代的到来，像《巴山夜雨》《芙蓉镇》《三大战役》《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英雄》《集结号》等，都标志着中国电影在内容拓展、手法创新和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历史性进步，真正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新时期。而电视艺术即使不计电视剧的蓬勃发展，电视栏目从单纯的媒体宣传进入产业化的过程，更是全球化媒介融合的一个缩影；纪实、谈话、直播和各种“秀”的游戏娱乐类栏目设置，基本上处在全球一体的生产状态。在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追寻世界文艺涌动的潮汐，民族的、流行的和新潮的艺术交相发展，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主流与前卫、写实与写意、唯美与乡土的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相互融合的复杂过程，演绎成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独特且多彩的文化景观。

三、新时期文艺思潮研究有待深入

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波澜壮阔，成就辉煌，文艺思潮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由于许多文艺现象即时进展，前景尚不清晰，因而，文艺思潮研究只能是初步的，许多深层的开拓还有待深入。新的历史时期，从困惑于纯客观写实到文艺“向内转”的探索，从客体到主体，从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到人物的二重性格组合，从曾经的文艺无情无性的反拨到人情人性热、甚而形成“涉性文艺”潮流，从呼吁中国的现代派到向民族文化寻根、再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雅文艺失去轰动效应到审美消费主义文艺大潮的勃兴，从完全听命于市场的商品化浪潮到文艺精品意识的提倡，文艺思潮的演进与艺术的革新交相辉映，尽管其中许多问题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都为新时期文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可以肯定地说，当前的文艺不论是传统还是新潮，不论是写实还是抒情，不论是高雅还是通俗，其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都比过去更加考究，艺术美的概念已深深植入作家艺术家的灵魂，开始成为他们自觉的创作追求。新时期文艺就是在这样不断地适应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探索创新调整、不断地与受众磨合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各种文艺思潮在推动艺术表现力进步的作用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文艺正是在兼收并蓄、多元互补中逐步走向了繁荣。

客观上讲，过去研究文艺思潮大多以文学研究为主，一般性的思潮研究多侧重于各种文艺现象的理论概括，或者是以作品和现象为例的理论思潮，分门别类而又系统地研究各种艺术思潮，并达到客观、深入、准确的目的，确实是个不甚轻松的话题。一是受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当代文艺经历了许多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如何在交叉部分陈述起来实现同中见异，保持每个艺术领域的鲜明个性，难度不小；二是有些艺术受众面相对较窄，思潮发育过程长短不一，形成思潮的规模也不太大，以思潮概括论述能否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三是某些具体的艺术门类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些特别突出的创作现象确实具备了形成思潮的条件，但由于这些门类理论上的薄弱导致思潮并未得到系统梳理，因而在重新进行提炼概括的时候，自然有个分寸如何把握的问题。四是以思潮为视点来研究新时期文艺，会遗失许多潮流之外的独立个案。些许个案虽然难以归潮入流，却能高标独具，堪称当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或者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和作品，所以，能否在研究整体思潮的同时，尽量兼顾某些突出个案，进而准确把握住斑驳陆离的文艺发展脉络，也是一个难题。具体而言，比如探索戏剧、小剧场戏剧能否可以作思潮立论？比如电影类型片、探索片、艺术片的划分，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创作群有没有形成电影潮？比如新崛起的电视艺术其传媒性与艺术性的界限在哪里？比如绘画中的众多流派、特别是相互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前卫艺术哪些已形成且可以归于思潮？比如音乐的民族、美声和通俗三种唱法交替演革、同步发展，这算不算思潮？比如不少的舞蹈编排沦为演唱伴舞的倾向如何归类？比如众多曲艺演员加盟的小品和相声剧，算戏剧还是曲艺？是纯粹的艺术形式创新还是艺术发展的一种思潮？再比如，科技与文艺的融合作为时代潮流，在舞台和影视领域如何表述？还有网络文艺狂飙突起，却也泥沙俱下，难成阵容，以思潮论有几成把握？所有这些，对新时期文艺思潮研究都是严峻的挑战。

总之，新时期文艺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在不懈探索中走过了三十多年的辉煌历程。其间充溢着冲破一切陈规陋习的创造热情，显示出急于摆脱落后窘境的文艺自觉，呈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创新求变的发展轨迹。尽管其中不乏急于改变现状的激情，不乏匆忙与世界接轨的焦虑，然而，饥不择食、众声喧哗的盲目和自我高标、横空出世的冲动，也让许多思潮的起落明显带着浮躁气和随意性，甚至连主导者们也时不时交织着思想与实践的悖论，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匆忙中的实验和尝试，各执一端的偏执与纷争，浅尝辄止的快速转移，困惑中的情感与理性的撕裂，无时不在地显示出社会大变革时代特有的那种喧嚣与躁动。惟有沉静地透过文艺思潮的起伏涨落来梳理曾经的历史，透过复杂的现象帷幕来揭示本质的真实，方可清醒地判别个中的利弊得失，或许能够找到一条超越局限走向成熟的发展之路。

*本文系作者为《新时期文艺思潮概览》所写的导言，发表时略作删改。

注释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卢铁澎：《文学思潮概念的理论性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 [美]韦勒克(Wellek,R.)：《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页。

[4] [苏]波斯彼洛夫：《文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73页。

（责任编辑：胡一峰）